这是县令在对老虎说话，意谓县官让老虎吃。如果还原为给予式来表达，为方便理解，把“本县”替换为“我”，则应该为：我就拿给你我吃。这时，言语发出者和动作对象为同一事物，为避免重复，将表明说话者身份的“我”去掉，同时将受事“我”提前加以强调，便形成了“N+拿给+乙+V”的句式。而这一句式和“让/叫”这类典型的使役句非常接近。如：

　　我让他回家。

　　他叫我写作业。

　　两者的区别在于，“N+拿给+乙+V”中N是受事，而“让/叫”类使役句中“让/叫”前的成分是施事，多为有生事物。

　　可见，四川话的“拿给”从给予义发展出使役义，是“甲+拿给+乙+N+V”这一句式演变而成的，即V的对象N提前，而“给予”这一动作的施事省略。我们可以从现代四川话“拿给”使役义的使用情况来获得一些佐证。在现代四川话中表“使役义”的“拿给”主要用于祈使或命令语气，且表示未然语态。一般说来，祈使或命令语气都有明确的听话对象，因而听话人常常省略，而这个听话人正是“给予”动作的发出者，符合句式演变的结果。如：

　　板凳拿给他坐。板凳让他坐。——你拿给他板凳坐。

　　同时，这一句式的形成为被动义的产生提供了句法和语义方面的条件。首先，受事已经提前，这是标准被动句的必备条件（受事+被+（施事）+V），并且，“拿给”和动词之间只隔着一个施事名词，完全符合被动句的句式要求。当用这一句式表示已经发生的事件时，“拿给”就具有了被动的意义。因为汉语被动句的原型语义功能就是表示某一个参与者受到了另外一个参与者的行为动作的影响而产生某种非自主的变化，一般指向过去时态。如：

　　鸡拿给我杀来吃了。（四川话吧）

　　他是矮汉子伙计，拿跟矮汉子喊做老幺。（《艾芜短篇小说选》）

　　由于时态的差别，导致使役义和被动义的“拿给”在句式上也有所不同。使役用于未然态，动词多为光杆动词；而被动用于已然态，因而多为表明结果的动宾或动补短语，且一般会出现表示“了、过”这些时态助词。

　　另外，因为被动义是在使役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所以受使役义的影响，被动义产生之初，“拿给”后的施事只能是有生名词。而我们现在见到的被动义“拿给”的语料，施事也可以是无生命的事物。如：

　　她要他脱下身上的衬衣，免得背上那一片布拿给席子擦烂。（《艾芜短篇小说选》）

　　脑壳拿给门夹过。

　　这一现象是经过类推形成的：这种由使役义转化来的被动义用法使用得越来越多的时候，语言的使用者就会逐渐忘记其来源，而把其当做一般的被动句来对待。而一般的被动句被动标志词后面的施事成分既可以是有生的，也可以是无生的，因而类推到了“拿给”被动义的用法上。

　　无生施事出现在被动义“拿给”句中，说明“拿给”的被动句和一般被动句相同，而“拿给”作为被动标记，其语法化程度已经很高了。

　　由此，我们认为四川话“拿给”的语法化过程为：给予义→使役义→被动义

　　3.历时择一机制

　　在对四川话“拿给”的语法化过程有一定了解后，我们自然会产生疑问：普通话的“拿给”也表示“给予”，并且也能用于“甲+拿给+乙+N+V”这一句式，为什么普通话的“拿给”没有发生语法化？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一差异，是语法化的历时择一机制在起作用。此处的历时择一机制，是指不同的语言或方言选择不同的对象进行语法化，而选择的标准便是使用频率。在同义成分中，使用频率越高的成分就越容易发生语法化。而这，便是四川话和普通话“拿给”产生区别的原因所在。在四川话和普通话中，“拿给”和“给”都能表示给予，前文已经说到，由给予义发展到使役义的关键是句式的演变，也就是句式A“甲+V给+乙+N+V”演变出句式B“N+V给+乙+V”。不同的地方在于，在四川话中，“给”很少进入句式A，而“拿给”则普遍得多。因而，当句式A向句式B演变时，受使用频率的影响，V给采用“拿给”。因而“拿给”随着句式的演变逐渐发展出使役义和被动义，发生了语法化。而普通话则与之不同，普通话句式A中的V给是“给”占绝对优势，“拿给”的用例很少。笔者在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以“拿给”为检索词，“甲+拿给+乙+N+V”的句式仅有一例：

　　他拿给我一些党的文件读。

　　普通话“给”在句式A中的使用频率更高，因而便选择了“给”进行语法化，而“拿给”因为较少进入这一句式，也就不能随着句式的演变发展出使役和被动义，因此普通话的“拿给”只有给予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初步了解了四川话“拿给”给予、使役、被动兼用的用法，讨论了其语法化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立足于语法化的机制，运用择一原理，解释了普通话和四川话“拿给”差异产生的原因。在语法化过程中，使用频率高的词更容易通过竞争和筛选，成为语法化的对象。四川话中“拿给”的使用频率更高，而普通话“给”的使用频率更高，因而四川话的“拿给”发生了语法化，而普通话的“给”发生了语法化，“拿给”却没有。这是历时择一机制在不同语言或方言中进行选择的结果，也正是因为这一机制，才产生了普通话与方言间，方言与方言间的诸多差异，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介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